农民工法援故事

时间:2014-09-19 09:36:21  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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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河南省律师协会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的律师杨帆,专门为农民工维权,6年来他接待过无数的农民工兄弟,代理过数不清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。

   讲述/杨帆整理/见习记者张健

   他是河南省律师协会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的律师杨帆,专门为农民工维权,6年来他接待过无数的农民工兄弟,代理过数不清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。

   有成功也有失败

   在2008年之前,我做过企业法务,干过社会律师,由于个人性格的原因,总是感觉所学没有真正发挥其价值。突然有一天,单位领导说省法律援助中心需要一名法律援助律师,让我去试试,没想到还真通过了面试,自此以后我就成为一名公益律师,一干就是6年。

   2011年5月份,一位农村妇女专程从外地赶来省法律援助中心找我。她丈夫在对一家民房加高时,不小心碰到公共电缆线,从施工架上摔下来,导致脑颅严重受伤,住在重症监护室,病情危急,光每天的住院费就得5000元钱,四处借的10万元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,接下来不知道该咋办。我安慰她后告诉她,被公共供电线路击中导致损伤,如果供电公司对线路管理不善,其应该承担侵权责任,可以要求其承担医疗费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。同时,我承诺免费为其代理诉讼。我首先找到供电公司协调,期望供电公司能主动赔偿,但供电公司认为其没有责任,只愿意出于人道主义给予一万元钱的救济。这点钱明显是杯水车薪。不得已,我就带着当事人起诉到法院。案件经过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等漫长的程序,终于尘埃落定,法院判决供电公司赔偿被害人医疗费及后续的治疗费100多万元。2013年11月份,当事人拿到判决结果时热泪盈眶,一家人直到现在还把我当救命恩人。

   帮助农民工维权,很多情况下能够成功,然而,也有一些案件,由于复杂的客观环境,导致了最后的失败。

   两年前代理的李某案件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李某在工地干活时受伤,导致颈椎骨折,有瘫痪的可能,为了治病,家里已经把所有的财产卖掉,可是仍然不够巨额的康复费用,没办法就来到援助中心求助。接受代理后,我马上就找用工单位协商,可是对方只答应一次性支付10万元钱,最后协商陷入了困境。由于当时存在一些特殊的原因,最后李某迫不得已带着10万元钱出院回家疗养。几年过去了,提起这件事儿,我心中还是有些失落。你的当事人可能一辈子就打这么一次官司,可是他的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保护。

   缺乏证据维权难

   为农民工维权,成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,其中有很多因素,但是证据缺乏是最重要的难点。

   2009年冬天我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,那一天天气寒冷,我一早就来到法律援助中心。刚坐下,一个中年男子就走了进来,满脸愁容。凭我多年的经验,我肯定他是要不到工钱来寻求法律援助的,细问之下果不其然。原来,他在工地做建筑工人,当初包工头说的是工资到最后一块结清。但是,干了一个月后,由于家里有事儿,他想辞工回家,可是这一个月的工钱包工头就是不给,到最后居然说他根本就没在那儿干活,还污蔑他偷了工地上的建筑材料。案情很简单,可他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的活。他没有劳动合同,没有工作服,没有考勤表,并且因为他是外地人,没有人为他作证。没有办法,我就亲自找包工头协调,跟对方据理力争,然后告诉他如果不支付工资就起诉到法院。包工头毕竟理亏,也不想起诉到法院把事情闹大,到最后同意给了一半工资。其实我也是吓唬他,如果真起诉到法院,没有证据,胜诉的机会很小。

   在工地遭遇威胁

   担任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,不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有时候甚至面临着人身威胁。

   我曾经受理过一起案件,包工头拖欠工资,经过几次协调,对方终于同意支付拖欠的工资。结算工资那天,当事人由于惧怕再出什么事儿,让我替他去工地上取。第二天,我坐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到了工地。刚走进工棚,迎接我的就是5把菜刀。5把刀在砧板上一字摆开,一群人没一个好脸色。我刚站定,4个人就上来团团把我围在中间。在这种情形下,气场上绝对不能输给他们,否则他们会更嚣张。我毫无惧色,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:“你们表演完了没,完了赶紧把拖欠的工资给我,不然咱就上法院。”包工头见我不示弱,开始有点松动,客气地说:“钱不是不想给,只是你的当事人偷了工人的手机,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,要不然这钱就不给。”我一听就知道他想抵赖,立马把他的话顶了回去,告诉他偷手机跟拖欠工资是两码事儿,如果手机丢了,可以报案,由公安机关解决,但是拖欠的工资必须付清。我让他把丢手机那个人找来,问他是不是手机被偷了,他回答得支支吾吾,说话很没底气。于是我就更有底气了,态度就更加坚决。对方最后见我很强硬,终于服软,把拖欠的工资给付清了。其实后来想一想也挺后怕的,因为当时就我一个人去了,对方一群人,如果他们真要污蔑我做了什么事儿,我有嘴也说不清。

   作为一名维权律师,免费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,为了当事人的三四千块钱,甘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,好多人问我值得吗,我的回答是,每当我看到当事人的满脸笑容,我就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,付出是值得的。

   累并快乐获提升

   农民工案件不仅取证复杂,而且此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,是法律适用的热点难点,有些还是法律适用的空白,比如超过退休年龄的用工能否适用工伤等情形,往往很难判定法律关系。因此,很多社会律师都不愿意代理农民工的案件。但是,我对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,不论大小、无论程序多复杂,都会尽全力去协调、去诉讼,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   4年前,我曾经代理过一起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案件。8个农民工承包了一项装修工程,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,发包方拒绝支付8个人的工资。我接受委托后,积极与发包方协商,最后发包方才同意支付工资,整个协调过程异常艰难。由于施工地比较远,交通也不便利,所以我早上很早就出发,8点钟赶到开始协商,直到晚上12点多才结束。一整天下来,对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好在两次下来,发包方同意支付90%的工资。剩下的余款经过我的不懈努力,到年底时终于结清,而这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八,为了他们几万块钱的工资,我足足跟了半年的时间。

   作为一名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,要比一般的社会律师付出更多实践和精力,代理案件后,通常情况协商一次往往不能解决问题,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五六次协商,不断地同用工单位谈判,找街道办、建委等部门协调。6年的公益律师,我自己都搞不清走了多少路,进过多少单位的门。虽然累,但是我觉得很快乐,每当看到农民工兄弟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开心的样子,我自己也无比开心。每当我又解决了一个法律难题,发现自己法律素养也从中获得了极大提升,我就感到相当的满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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